唐山股票配资 “打基础论”为什么站不住脚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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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·刘亚东

近年来，网络上有人把1949-1978年的“前三十年”，说成是为改革开放“打基础”，称之为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。这种观点不仅颠倒了历史因果，更试图用“打基础”的虚饰来掩盖政治运动频发、经济困顿与社会创伤的历史真相，模糊改革开放前后根本性的路线分野。若不正本清源，将扭曲全社会对改革开放真实意义的认知。

深圳城市风光来源：Pixabay

统计数据本身就是无声却最有力的证词。1952年，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5.2%（世界银行回溯数据），彼时中国尚处战后复苏期；而到1978年，这一比例竟萎缩至1.7%（中国政府网）。这意味着在所谓“打基础”的三十年里，中国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滑落至十名之外。

这一断崖式跌落无可辩驳地说明，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非但未能夯实根基，反而导致国家经济地位在全球视野中大幅衰退。当德日等战败国经济迅速腾飞、亚洲四小龙强势崛起之时，中国的持续相对下滑尤为醒目，深刻揭示了所谓“打基础”的虚妄。

数据背后是更深层的体制困境。支撑现代化发展的真正基石——市场经济、法治环境、产权保护与对外开放——在前三十年的实践中，并未得到应有的发育和生长。

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彻底取缔市场机制，扼杀了经济主体的活力。从农业集体化、公私合营到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，一条剥夺农民自主权、消灭私有产权的政策链条清晰可见。僵化的指令性计划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，形成了“短缺经济”的恶性循环。

大跃进时期宣传海报来源：维基百科

1978年改革的首要任务，正是革除这套积弊丛生的体制，而非“继承”其成果。

同样，在对外关系上，前三十年基本处于与世界市场和技术体系的半隔绝乃至对立状态。不仅与西方主要经济体断绝联系，1960年代后更与苏联阵营决裂，技术更新停滞，产业结构失调。对外开放的意义正在于彻底突破了前三十年构筑的樊笼，使中国得以大规模引进资本、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，实现追赶式、跨越式发展。

尤为惨痛的是，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——从反右、大跃进到十年动乱——对社会结构和人力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破坏。

知识分子被污名为“臭老九”，高等教育几近瘫痪。1700万知识青年被迫中断学业上山下乡，造成整整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大断层。

法治的脆弱萌芽被扼杀，社会信任瓦解，专业管理能力匮乏——当一个社会无法善待和有效使用其知识精英时，所谓“现代化基础”不过是无本之木、空中楼阁。

再看看今天我们东北方的邻邦，朝鲜作为固守前三十年模式不变的“活化石”，为我们提供了触目惊心的镜鉴。这个高度封闭、实行指令经济和高压治理的国家，深陷经济长期停滞、民生凋敝、技术隔绝的泥潭。

朝鲜的窘迫存在，正是此类制度逻辑演进的必然归宿，无情宣告了“打基础论”的破产：如果中国当年未作转变，沿着原有道路走到今天，等待我们的绝不会是水到渠成的繁荣，而只能是与之相似的贫困、失能的深渊。

从中国边境临江市眺望朝鲜中江郡，2024年2月29日

图片来源：AFP via Getty Images

“改革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对过往和改造和革命，在经济领域更是一种颠覆性的鼎新和重构。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，其本质绝非历史惯性的自然延伸，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先驱们，在对前三十年沉痛教训深刻反思基础上，发起的政治路线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向。

这是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：冲破“两个凡是”的桎梏，确立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终结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；这是一次政治路线的系统性调整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确立了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国策航向；这更是一系列制度层面的破冰：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基上瓦解了人民公社体系，民营经济破土重生并日益壮大，国门洞开引入外资激活市场，经济特区以无畏探索开辟制度试验田……

每一步都是对旧体制的决裂与重塑，是在否定泥沼中生长出的制度新芽。

邓小平“不管黑猫白猫，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”的务实箴言，正是对前三十年空谈意识形态、忽视发展实效扭曲逻辑的根本矫正。